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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9-20 15:37 来源:新浪中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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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国人,将要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?

军乐团奏中巴两国国歌,升中国国旗,鸣礼炮21响。

  上面这张表,是日韩两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15年间,每个妇女育龄期平均生育孩子的个数变化。

  红色的曲线代表日本,可以看到,这50年来,它始终在一个低水平上保持平稳。

  而那道呈45度下落的蓝色曲线代表韩国。可以看到,韩国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在1961年达到高峰之后,出现了断崖式下跌

  以往我们总是把更多的目光投注于日本社会的“少子化”“老龄化”。这两年随着相关信息的增多,我们惊讶的发现,韩国的“少子化”危机比日本还要严重。这也从上表可见一斑。红色的曲线近年略有上扬,而蓝色的曲线还在继续下坠……

  “亡国灭种”的危机

  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⋅科尔曼曾在2006年撰文,将韩国列为头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。

  从这10年的趋势来看,科尔曼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。

  2014 年,韩国新生儿数为43.54 万名,2016 年,新生儿数减少到 42 万名,2017年又降至35.77万名。这个数字已经十分危险,不但首次跌破40万,而且跌速有呈加速度的趋势。

  据韩国专家预测,今年韩国社会的妇女育龄期平均生育孩子个数将跌至0.9。 这意味着不生孩子的女性将多于生育女性。

  自二战结束后,一定规模以上国家和地区中出现“破1”情况只有两次: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,在统一后的东德地区。另一次是2010年台湾地区民众因生肖问题不愿生孩子。除此之外,在世界任何地方,从未发生过“破1”的事情。

  专家计算,照此下去,2026年韩国将成为超老龄化社会,劳动年龄人口比现在减少218万人。从2031年起,韩国总人口将开始减少,到2065 年将减少到4300 万,2165 年以后萎缩到1500万,最终归于“消失”

  低生育率也将使韩国的基层行政区划被依次抹去。韩全国82个郡(相当于中国的“县”)中,2016年新生儿不到300名的郡多达52个。庆尚南道的南海郡,新生儿为140名,而死者却有722名。如此,韩国目前全国所设228个地方自治机构中,将有1/3以上地区消失。

  韩国专家惊呼,如果不加以干预,韩国要“亡国灭种”了。

  韩国属儒家文化圈,“多子多福”“养儿防老”,韩国人曾经也很喜欢生孩子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韩国新生儿总数一度保持在60万人左右,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,问题怎么演变到这个地步?

  上世纪60年代,随着婴儿潮带来的社会压力增大。韩国政府创立家庭保健福利协会,推行柔性计划生育政策。那时提出的口号是“不节制的生育的后果就是乞丐”

  到了1966年,家庭保健福利协会展开“3.3,35运动”,正式提出“生育三胎”的标准,即三年三胎最晚生育到35岁。

  1973年,韩国政府又提出“不分男孩女孩优育两个子女” 的标语,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。

  到20世纪80年代,在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达到生育年龄,韩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人口政策,提出“优育的一个女儿比十个儿子更好”“我们就生一胎吧!”“两胎也多”“一胎就可以满足” 等口号,将流产和绝育合法化,给接受绝育措施的独生子女家庭提供住房优惠和生活补贴。

  万万没想到,韩国生育率下降速度比政策制定者的预期要快得多。1981年定下的7年之后实现的人口更替水平下降目标,才过了2年就已经完成。

  与此同时,一胎政策鼓励了“要男孩”的风气,人口出生性别比开始出现失调。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,韩国新生婴儿男女性别比达1.15:1。

  随着国家初步实现工业化,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,青年男女晚婚晚育的趋势开始出现。人口生育率偏低、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的问题日益突出。

  1994年,韩国政府开始调整政策,放弃计划生育,转而倡导家庭健康和福利、鼓励妇女参与生产劳动、实现人口平衡分布。

  又一个万万没想到,政策的转变并没有刹住出生率的不断下滑。2000年,韩国总和生育率降低到1.47。两年之后,这一数字又降低到1.17。

  韩国政府这回真急了,由放弃计划生育转向鼓励多生育。2005年,韩国政府出台《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法》,2006年提出了“2020战略”,计划到2020年把生育水平提升到1.6。

  为实现这个“2020战略”,韩国政府不可谓不花力气。

  过去十年,政府共花费100多万亿韩元用于奖励生育孩子的家庭,对结婚、生育、子女养育各个环节给予相应鼓励。

  例如,政府面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住房;为怀孕女性提供一定的产前诊疗检查费用;子女不满6岁时,女性可以有1年假期在家养育子女,期间每月可领取40万至50万韩元的底薪,并且雇主必须保留生育妇女的职位。

  一些面临“消失”危险的地方还嫌中央政府的优惠来得不够直接,纷纷往上加码。比如全罗南道海南郡就悬赏“生第一胎奖励300万韩元,第三胎开始全额支付医保费用,第四胎奖励750万韩元”。

  为了鼓励人们多生孩子,韩卫生部甚至提出“熄灯造人”计划,每月一晚“熄灯日”,放员工早早回家“造人”,被民众笑称“韩国生育部”。

  几十年前喊出“不节制的生育的后果就是乞丐”的家庭保健福利协会也转变风格打出亲情牌,在2004年搞了一次鼓励生育口号征集大赛,获大奖的口号是“爸爸,我一个人很孤单,我想要弟弟妹妹”。

  但是,韩国政府显然高估了重赏和亲情牌的威力,低估了老百姓在现实面前的焦虑。到2017年,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1.06——“2020战略”,悬了。

  花了百万亿韩元,为什么还拦不住生育率下滑?

  绝大多数专家归因于这么几点:

  首先是爸爸妈妈们不堪重负。

  在韩国,1 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22 年间,家庭需要花费3 亿 890 万韩元(约190万元人民币)。如果按年平均,每个孩子每年要花费约1400万韩元(约8万6千人民币),而韩国1名公司正式员工(要在韩国公司谋到一份正规职很不容易,原因后表)年均工资为4100万韩元,也就是说,养育1个孩子1年的费用要超过年收入的1/3。

  这还不包括孩子上学之后的课外补习费用和将来的成婚费用。韩国号称“补习亡国(不是王国)”,全国小学生中参加课外教育的学生高达80.7%,这也是笔沉重的负担。

  所以,韩国10年间花出的100万亿韩元,每年摊到每个孩子头上,只能说是杯水车薪,“毛毛雨”。

  其次是妈妈们所遭遇的歧视。

  沉重的经济负担,让传统上在家相夫教子的韩国女性也得出来工作和应酬。但韩国社会对育龄妇女有排斥现象,法律规定产假可以歇三个月,但很多妈妈三个月都歇不完就匆匆回来上班,经常听到的议论却是,“那么大年纪了,都两个孩子的妈了,还回来干嘛”。

  在这种氛围下,韩国职场母亲真正享受产假和育儿假的比率在60%左右,并且还在下滑。休了产假后重新上班的母亲近一半在1年之内离开岗位。

  上班时间长,下班后要应酬无法正常照顾孩子,想把孩子托付给托儿所或幼儿园,不但费用高,而且时常发生一些事故或虐待孩子的事件。虽然韩国人传统上很爱孩子,但现实在逼迫他们割舍,这点对女性尤甚。

  最后是生育观念的改变。

  几十年计划生育对韩国生育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,但更加严峻的是现实。农耕时期,“多子多福”,多养子女可以增加劳动力,可以为未来养老做投资。可在竞争残酷的当下韩国,只具备原始劳动力很难在社会上立足,不能立足就要变成父母的累赘。

  养一个孩子,父母就要想尽办法加大投入让他未来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,多生一个,成本就成倍增长。这样,农业社会的“多子多福”变成了现代社会的“多子多负”,年轻人对眼前因孩返贫的恐惧,盖过了对未来老无所依的焦虑。

  面对这样的形势,韩国专家也出了不少主意。比如强调青年男女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心,扩大生育补贴,完善育儿基础设施建设,保障育龄妇女权利等等。

  可惜这些解决办法,都是就生育问题谈生育问题,没有触及韩国少子化问题的真相。

  “朱门多贵子,寒门无姊妹”

  就在最近,韩国的一家媒体,根据各类人群生育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:在韩国,越是高收入人群,生育率越高;越是低收入人群,就越不想生。

  收入排在前40%的富人与收入最低的20%人群相比,前者生育率是后者的2.225倍(2017年为准)。而在2008年和2013年,该数据分别为1.693倍和2.056倍,说明过去10年间韩国富人与穷人的生育率落差不断扩大。

  与此同时,富人的生育率占比不断增加。2008年,在整体生育人群中,收入排在前20%的人群占比为15.7%,而到了2017年该数据增加至17.38%。

  与此相反,最低收入的20%人群生育率占比从10.81%下降至10.1%。也就是说,在出生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,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进一步加剧了贫富人群间的鸿沟,反映到生育率方面,导致越来越多的穷人放弃生育。

  其他调查也在支撑着这个结论。

  比如说,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,教育是影响女性婚姻家庭观的重要因素,女博士普遍难嫁、难生。但韩国的数据不支持这一看法,他们的情况是:学历越高,结婚比例也越高。

  2015年,韩国20岁以上本科以上学历人群中,男性婚姻率(每1000人中的成婚数)为24.5,女性为28.6。而高中学历的男性婚姻率则仅为9.8,女性为10。中学学历及以下人群更低,男性为3.6,女性为2.3。

  究其原因,高学历意味着能找到相对稳定和高薪职位,进而经济条件也相对优越,也更容易结婚生子。

  再比如说,有房与无房的韩国人相比,前者生育率也明显高于后者。

  据韩国统计厅2016年数据,结婚未满5年的新婚夫妻中,有房子的夫妻生育率为68%,而无房夫妻的生育率则为61.5%。

  实际上,韩国人对房产的观念与中国人很相似,认为有了自己的房子心里才踏实,甚至一些韩国夫妻宁愿不要孩子,也要将钱省下来买房子。

  韩国媒体举了这样一个例子:一对结婚7年的中年夫妻,俩人都是外企员工,加起来年薪约10万美元。他们至今没能在首尔买到房子,原因是房子太贵。为了拥有自己的房子,这对夫妻最终决定做“丁克族”,因为养孩子的费用实在不菲,房子与孩子,几乎是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”的情况。

  这对夫妻自嘲:“现在不是流行说‘膝下无子,真真好命’嘛,我们夫妻俩吃好、玩好,彼此作伴享受人生便满足了。”

  还有一个例子,一名36岁的母亲,她已有5岁儿子,原来计划再生个弟弟妹妹,这样孩子将来可以相互依靠。但仔细算了教育费用后决定放弃。目前,每月定期给孩子投入的教育费用约为66万韩元(约合4000元人民币),加上买衣服、玩具、亲子游等费用,几乎每月达100万韩元。这在孩子同龄段孩子中,投入算少的。夫妻俩每月的收入固定,但房租飞涨,工资涨幅远远跟不上房价增幅,这样的情况下,根本没能力养二胎。

  这样一对又一对在孩子面前却步的爸爸妈妈们背后,是韩国社会自亚洲金融危机后逐渐累积愈演愈烈的贫富差距。

  根据经合组织统计,韩国排名前10%的高收入人群与排名垫底的10%人群相比,前者收入高达后者的4.3倍,收入两极分化程度仅次于美国。

  首尔市政府于2015年8-10月,以3000多户家庭为对象进行调查发现。受访对象中近10%的人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,处于绝对贫困状态。

  韩国相关机构表示,收入差距直接体现到生育率方面,说明收入分配不均、寡头收入增加是生育率两级分化的源头。

  也就是说,将韩国“少子化”归因于韩国人都不想生孩子是偏颇的,真相是:有钱人的家庭多子多福,没钱人的家庭没儿没女。

  有人统计,韩国人的工作时间比其他主要国家要多66天。他们一年到头为老板打工,辛辛苦苦缴纳完房租、交通费、保险之后,几乎没有剩下什么钱,他们为谁辛苦为谁忙了?

  他们为大财阀们忙了

  韩国在二战后快速实现了工业化,但发展的代价是纵容了腐败与经济失衡。由于国内市场狭小,韩国政府集中资源培育了少数财阀企业。

  在经济高度增长期,社会阶层整体能顺势抬升,韩国企业有终身雇佣的文化,工会也比较强大,因此劳动者的收入能与经济同步增长。

  但国内市场的狭小,也让韩国抵抗外部干扰和风险的能力偏弱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,韩国政府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做了自由主义改革,这一下打开了资本的潘多拉魔盒。

  依靠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改革,财阀企业获得了“集体雇佣权”和雇佣“非正规职”(可以理解为非合同工)的权力。韩国失业率就此迅速上升,青年人就业困难,中年人被迫提前退休。非合同雇用比例高居经合组织国家第一位。

  雇用不稳定加剧了消费萎缩和国内经济低迷。财阀的海外投资引发国内经济空洞化,国内中小企业受困于国内市场,还需要与财阀的全球供货商竞争,经营越来越困难。

  财阀大公司是全球雇人,对国内就业的吸纳低于中小企业,韩国年轻人不得不拼死拼活去争那一口财阀给的饭吃。年轻人就业难、中小企业倒闭、消费萎缩和国内经济低迷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。

  原本韩国政府也制定过一些限制财阀资本的措施,但随着资本自由化改革,大量海外资本进入韩国收购银行和企业。为了抵抗外资兼并,政府不得不取消对财阀的限制。挣脱了紧箍咒的财阀得以放开手扩张。

  经济上,他们骗取国家补贴,占用大量国家资源,从增长的贡献者变成最大的特权者,令社会两级分化日益严重,在财阀企业的供职的少数精英全球潇洒,大部分普通劳动者被抛弃在狭小高生活成本的国内市场遭榨骨吸髓。

  政治上,他们控制党派、操纵选举、干涉司法,勾结政府中的腐败分子。

  一个经典的说法是,韩国司法界对犯了法的财阀有个“潜规则”——“三五定律”,即一审中判处5年及以下徒刑,二审中以3年徒刑、缓刑5年的方式释放 。在朴槿惠的“闺蜜门”中,三星太子爷李在镕行贿430亿韩元,只被关了353天就放了出来。

  这还比不上他父亲李健熙。2008年,李因进行逃税、非法债券交易等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,缓刑5年。结果包括韩国江原道、经济界、体育界在内的一大堆人为他向总统请命叫屈,理由是要靠李帮助申办2018年冬奥会。叫屈结果毫无悬念,“三五定律”嘛。

  财阀独大,自由主义横行引发了两大问题,一是社会两级分化,中产返贫;二是催生了愤怒的“经济危机世代”。

  在1997年经济危机后走出校园的一代人,他们成长环境优渥,生活质量要求高。他们为求职投入了更多的经济成本和精力,却发现难以找到高质量的工作。

  他们被称为“88万元世代” 。因为他们的平均月收入只有88万韩元,仅仅够在大城市里租小房间阁楼甚至地下室,维持基本生活。

  “经济危机世代”的失业率一直很高。截至2017年11月,韩国青年失业率高达9.2%,是1999年进行该统计后,18年来历史最高值。高失业率引发了一连串连带效应,即“找不到工作,意味着没有收入;没有收入,意味着没钱结婚;不结婚则意味着不生孩子” 。因此这代人又被称为“三弃一代”,放弃恋爱、放弃结婚、放弃生育。

  年轻人被掏空,更直接的影响是父母老无所依。那些在经济起飞时期将全部积蓄用于孩子教育和买房的父母,老来发现几个孩子已经深陷房子、车子、孙子的教育,再无暇顾及自己,他们只能放弃退休自食其力。

义工正在宽慰89岁的独居老人

  一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调查纪实写道:71岁的快递大爷一周三天坐对老人免费的地铁送快递,挣每月大约3000元人民币的辛苦钱,他所在的银发快递公司,年纪最大的78岁。70岁的老奶奶,在街上做30美元一次的皮肉生意,她最大的秘诀是忍耐,“为了生存,我只是闭上眼睛。”

首尔街头的站街老人

  经济危机之后,韩国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也不可谓不用心,但在缓解韩国社会矛盾方面的作用有限。

  一方面,韩国的福利制度不是建立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期,而是建立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,国际上福利国家缩减社会福利的时期,福利制度基础不牢靠。韩国人的观念也还停留在高速增长期,他们对一份踏实稳定的工作看得很重,非常担心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。

  另一方面,福利制度毕竟是托底措施,关键还在于抑制资本、控制贫富分化。可韩国政客连多关李在镕一天都不愿意,又哪会对财阀动大刀呢?

  这也能就能看出韩国专家们提出的,提高年轻人的责任意识以解决生育问题是多么可笑。国家是财阀的,不是年轻人的,他们有什么责任呢。也难怪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留下“生育率对政府来说是个问题,但对我来说不是问题”,“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体验痛苦生活”这样的话了。

  然而最可笑的,还是那些资本家们,他们不断变换着剥削的方式,扩大着剥削的程度,他们有一天终将发现,可供他们剥削的人,没了。

  所以韩国的生育问题,何止是生育问题。

责编:刘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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